面对这种情况，沈哲子就算有什么限制商户民资的举措，也不可能直接明于法典、刊以令行。当然，让他完全让利也是不可能的。
其实关于北面匠户南来如何安置，虽然没有明宣于条令，但去年都督府进行那么大规模的招商，商户们如此踊跃，彼此也都是建立了分享的默契共识。商户们真金白银投进来，淮南也不可能吃干抹净不认账。
都督府优势在于有鼎仓这样一个半官方的缓冲机构，当各方都在急于打探匠户安置问题的时候，鼎仓很快就做出了一些反应方案，还是采用官民合营的方式，兴建一批面向高端市场的工坊。
如此安排，也在沈哲子的原本规划中。鼎仓和淮南，包括新收复的几州领土，即便不言法统和军事上的归属，事实上已经共同缔结成了一个规模颇大的经济体。
换言之面对各方的压力，都督府能够采用的方式已经不仅仅止于战争这一个手段，经济上的对抗也已经上升成为一个可选的战略。而构成这样的基础，有着几个基本条件。
第一，淮南拥有着此世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职业军队，这就让淮南拥有了足够的武力震慑。无论哪一方，在选择与淮南为敌之后，都必须要考虑战争是不是一个能够有效打击淮南的手段。当然最后的选择只会是战争，但有了这样一层顾忌，便不敢轻启战端。
第二那就是淮南有着庞大的生产力和基础潜力，并且掌握着钱货输送的枢纽节点，有着非常强大的号召力，能够快速的集结和调配资源。
有了这样几个优势，淮南能够使用的经济手段那就多了，高端产品的输出，低端产品的倾销，对外进行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掠夺与剥削，各种手段的施加便会造成一个金元压制的事实。
这当中最明显的还是徐州，其实徐州综合实力完全不逊于淮南，甚至哪怕在去年中原大会战之前，徐州都是不弱于淮南的局面。但之所以表现出来的一直不如淮南亮眼，其中一个最大的缺陷就在于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控与配置。
两镇一直是互扶共进的关系，单就在这种互惠的过程中，淮南已经对徐州完成了程度极深的渗透与侵蚀，使得徐州的合作地位渐渐降低。再加上郗鉴这个刺史日渐年迈，让徐州沦为淮南的附庸。
合肥事变后，江东朝廷虽然表面上还在保持克制，但实际上已经动摇到了江东民间向淮南输送财货的通道。
也就是沈哲子本身便出身江东豪宗，并且十多年前便开始布局这些物货通道，所以还能有所维持。否则单凭这一点，已经值得沈哲子放弃中原大片占领区，返回头去与江东朝廷硬干一仗了。这也是历史上许多北伐尝试失败的原因之一。
最起码眼下为止，与江东对于战阵并不符合淮南的整体利益，绝对是亲者痛仇者快的鲁莽行为。所以借由这些北方的高端工匠人力，持续性的向江东输出奢侈货品，维系住物输通道，顺便也能将财富更有效的锁定在淮南。
奢侈品的输出，永远都是暴利行业。尤其对许多江东侨人而言，客居异乡本就凄苦，权斗失利则更落寞，他们对代表着中原先进文化的货品无疑会有着更大的渴求，以获取一些心理慰藉。
这也是淮南商品策略的一个调整，以前在技术上不具备领先地位，所以从量、从奇取胜，顺便还要拉上交、广等地的奇珍海货以获取竞争优势。如今河洛、中原尽在掌握，反而江东侨人成了乡下穷亲戚，重点自然要有所偏移。
当然，这些奢侈品集群所面对不只是侨人，还有江东那些因商而富的豪宗们。富贵不着锦，则千金俱蒙尘。以前是带着你们发财，现在是引导你们消费，同样也是一种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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