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之后，在11月份的某天晚上，弗兰切斯卡·巴辛顿在她朋友塞雷娜·戈拉克利家里穿梭在拥挤的人群中，边走边向旁边的人微微点头，但是她的眼睛明显在试图寻找某一个人。议会卯足劲召开了秋季会议，两党在会议中的代表人数不相上下。塞雷娜邀请了一些有点名气的公众人物来到她家，她心里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你让他们多接触，那么他们可能就会组成一个沙龙[13]。她在萨里有一间周末度假住的小屋，基于同样的想法，她在花园的边缘种了各种各样的球茎植物，觉得有了它们就可称之为荷兰花园了。不幸的是，尽管你可以让口才好的人全都聚在你家，但是你却不能保证他们都会妙语连珠，也许他们压根一句话也不说呢，更糟糕的是你根本无法制止那些老是叽叽喳喳的蠢货没完没了地说话，这些蠢货总是对不值一提的事情长篇大论。弗兰切斯卡从一群人旁边走过，他们在谈论一位西班牙画家，这位画家活了四十三年，在一生中他画了成千上万平方英尺的油画。但是在伦敦，直到几个月前人们才知道他。现在这些叽叽喳喳的人决定要聊一聊这个画家的每一个细节。有三个女人知道他的名字怎么念，有一个觉得每每看到这位画家的画作，她自己必须走到森林里去祈祷，另一个说在他后期的画作里都会有石榴。一个衣领很奇怪的男人知道那些画上的石榴代表什么。“我觉得他真正厉害的地方，”一位身材肥胖的女人大声且挑逗地说，“就是他叛离了所有的艺术传统，但同时却又保留了传统艺术的内涵。”“可是你注意到了吗……”那个衣领很奇怪的男人插话了。弗兰切斯卡继续往前走，边走边想，为什么人们会觉得当聋子那么的不可忍受呢。她停下了脚步，一对男女正在大声认真地讨论时下的一个热议问题。一个戴着眼镜、体型纤瘦的男人，额头向后倾斜，长这种额头的人一般都想法超前，他正在和一个戴着眼镜，额头也像他那样的年轻女人谈话，这个女人头发很是凌乱。她一生的雄心壮志就是让别人把她当作一名俄罗斯女学生，她已经花了好几个星期来仔细研究要把茶叶放在茶炊的哪个位置。有一次别人向她介绍了一位来自敖德萨[14]的年轻犹太姑娘。这个女孩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就染上肺炎去世了。这些经历，虽然无足轻重，却让这位戴眼镜的年轻女士成为了她身旁这群人中对俄罗斯了解最多的人。
“交谈是有用的，也是必要的。”年轻的男子说，“但是我们不能说些天马行空的话，我们的交谈应该是实际的讨论。”
在这番雄辩结束时，年轻的女子赶紧抓住机会说出早就涌到她嘴边的话。
“要让农奴摆脱贫困，我们必须谨慎避免重蹈俄罗斯领导人的覆辙，避免他们当时在将农奴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时所犯的错误。”
说完这些，她停了一下，以做出雄辩的气势，仅仅停顿一下之后她又开始说了，因为这样才能与对方平分秋色，而对方这时候也正打算开口。
“他们开始说得挺好的。”弗兰切斯卡自言自语。“他们肯定是一直在说防止贫困的问题。如果有人提出防止平庸这样的建议的话，那这些老好人会怎么样呢？”
在一个小一点的房间中央，她还是在寻找着那个看不见的身影，不过她看见了一个认识的人，这时候她皱起了眉头。让她脸色稍稍难看的人是考特尼·约尔，他在政坛挺有声望，但是对于连皮特[15]这个名字都没听过的一代人来说，他还是很年轻的。约尔的壮志雄心——或者说是爱好——就是在当代灰暗的政治生活中注入一股迪斯累里式[16]的浮华色彩，配上盎格鲁—撒克逊人得体的品味以及他那凯尔特人血统中所特有的机智。他的成功只是折中的后果而已。人们没有在他身上看到新兴公众人物身上本应有的炫耀作风。他那平滑的栗黄色头发、那生动形象的连连妙语对他来说永远都是很重要的，不过，他却穿着低调而华丽的西装背心，打领带都是白打扮了；如果他经常用珊瑚粉颜色的烟斗咬嘴抽雪茄，或者是穿马更些地区[17]产的格子呢制作的鞋罩的话，那么选民的心、报纸撰稿人的好话都会毫无保留地偏向他。公共生活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知道在何时适可而止、何时可以再向前走一点。
不是因为约尔没有政治洞察力，弗兰切斯卡才会露出不满的神情。事实是科摩斯已经从学校毕业，走进社会了，最近他成了这位年轻政客的朋友和仰慕者。科摩斯对政治一无所知，而且一丝兴趣也没有，他只是模仿约尔穿上西装背心，模仿他的言谈，但是对谈话风格的模仿显然是略逊一筹。所以，弗兰切斯卡认为，自己讨厌他们走得这么近完全合情合理。对于一个每年几乎没有收入，但却穿得很得体的女人来说，如果自己的儿子一个子儿都没有却也要穿着华丽，这当然是会让她感到焦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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