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转瞬已是盛夏时节，我被内心对于第二故乡，即对于那偏僻的乡村的乡思所驱使，带着自己的东西出发到那里去。母亲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深居简出，好静不好动，尽管再三亲切地劝她把房子锁起来，去重游她少年时代去过的地方，她这次还是没去。我还随身带着离开那里以后迄今为止的丰富的绘画成果，因为我打算借此一鸣惊人。
那一大堆色彩昏暗的画在我舅父家里当然引起了几分惊奇，一般说来，人们是以相当尊敬的目光看这种东西的；但我舅父细看了这些被说成是写生画的作品以后（原来，我作为闵希豪森[3]一流的人物，自己简直都相信这些是写生画，主要因为这些作品的确是在野外画成的），他面带着怀疑的表情摇了摇头说，他奇怪我到底把眼睛放在什么地方了。尽管全然没有艺术鉴赏方面的知识，凭着他作为农民和通晓林业者的现实主义的眼光，他很快地、很容易地看出了画里的毛病。
“这些树木，”他说，“彼此都相像，但都不像真树！这些岩石这样重叠着，立刻就得塌下来！这里这个瀑布的水量说明它是一个较大的瀑布，但它却倾泻在小小的溪石上，仿佛一团兵士在小木片上趔趄着走似的；这里须要画一个巨大的悬崖才行。此外，我还真奇怪，在城市附近到底哪儿会看到这样的瀑布！其次，我还想知道，这种朽柳树的残株有什么值得画的，因为我觉得倒是一棵欣欣向荣的栎树或者山毛榉更有意味些。”等等。
妇女们则对于我画流浪人、补锅匠和丑陋的面孔很不高兴，奇怪我在田地里为什么经常画这类丑八怪，不画过路的漂亮乡下姑娘或者体面的农夫。舅父的儿子们嘲笑我画的奇怪的山洞、不三不四的桥梁、像人脸似的岩石和发育不全的树木，给这些荒唐的东西都起了似乎是嘲笑我的滑稽可笑的名字。我满面羞惭地站在那儿，觉得自己是想入非非的人，自己带来的矫揉造作的病态的绘画，遇到这个家庭里的纯朴健康的人们和乡村的空气，就无地自容了。
我来到后的第一天，舅父为了把我重新引到现实的道路上去，给我提出了任务，要我精确仔细地画出他的田地、房子、花园和树木，画成一幅忠实的图画。他让我注意一切特征，尤其注意他希望我画得特别突出的那些特征。虽然他的暗示与其说符合一位艺术行家的要求，不如说符合一个精明强干的地主的要求，但我还是不得不再把那些东西细看一遍，研究它们表面上呈现的一切特征。宅院本身最简单不过的部分，甚至屋顶上的瓦片，现在都使我觉得画起来比我本来想象的更费力，使得我连周围的树木也同样更加认真地画下来。我重新体会到什么是真正工作和真正努力，从而画成了一件作品，这件作品构图简单，由于这一点本身，它就比最近那些大肆吹嘘的作品更使我满意得多，同时，我通过刻苦努力也理解了艺术上所谓朴素而真实的意义。
与此同时，我又看到了去年我离开这里时的那一切事物，心里非常高兴，我观察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变化，悄悄地等待着重新见到安娜或者至少第一次听见人家提她的名字的时机到来。但是几天过去了，人们一点都没有提到她，这种情况持续越久，我就越没有勇气打听她的消息。人们似乎完全忘掉她了，仿佛她根本不存在似的，使我伤心的是，看来谁一点都没有想象到，我会有什么权利或者需要听人们谈论她。我当然曾上到山半腰，或者走进幽深的河谷，但每次我都由于莫名其妙地害怕遇到她而突然折回。我走到墓地里，站在如今已经在地下长眠一年的祖母的墓前；但是风沉默着，毫无思念安娜的声音，草毫不想知道她的消息，花没有低声叫她的名字，山和谷关于她都寂然无声，只有我的心高呼她的名字，把它传到忘恩负义的寂静中。
终于有人问起我，为什么不到小学教师家去，后来我才偶然听到，原来，安娜半年前就离开这里了，人们料想我是知道这个事实的。她父亲经常憧憬着灵魂的修养和高贵，考虑到自己死后，女儿过于文弱，不能做农家妇女，无依无靠地留在粗野的乡村环境中，所以突然决定把安娜送到瑞士法语区的一个学校里，让她在那里获得更良好的知识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她哭着表示反对，但他只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并没有因为她落泪而心软下来。他伴送着不愿离家的女儿到远方的、门第高贵和宗教信仰深厚的教育家的家里，她在那里至少还得再待整整一年。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好像晴天霹雳一般。
我现在天天去她父亲家里，他到什么地方去，我都陪着他，听他谈他女儿的情况；我常常在他家待好几天，住在她住过的那个小房间里，但我在这个房间里几乎不敢走动，怀着如同对神明的敬畏之心，观看其中的不多的朴素的陈设。这房间很窄小；夕阳和月光经常照亮整个房间，不留下一点昏暗的地方；在夕阳光中，这房间就像一个金红色的珍宝箱；在月光下，它就像一个银色的珍宝箱，我不免在想象中把其中原来保藏着的珍宝放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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