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伤害我的自尊心的事对我的打击所以特别沉重，是因为我为了在安娜的梦中和预感中显得纯洁善良，一冬都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不仅对于自己表面上的态度，而且对于自己的思想都严加检束，努力做到经常像一块透明的玻璃一样。现在受了这种剧烈的扰乱，我才明白，那种生活方式中混杂着多少矫情和自满情绪，由于感到自己的愚蠢和虚荣心，而更加严厉地责备自己。
安娜一冬都没有能够走出房门一步，春天就卧床不起了。可怜的小学教师到城里来接我母亲，他走进房间就哭了。我们就把房子锁起来，和他一起乘车出城，到了村里，我母亲简直像海中的仙人出现似的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尊敬。但她并不去游览任何一个衷心喜爱的地方，也不去看望上了年纪的熟人们，而赶快到生病的女孩子家里住下来；后来，她才陆续利用适当的机会去看望少年时代的朋友们，虽然这些朋友大多数住在附近，但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她才一个一个都看望过。
我住在舅父家，天天都到湖边小学教师家里去。安娜的病情早晨和晚上都不好，夜里最严重；白天，她一直微睡着或者静默着躺在床上，我在她床边坐着，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由于她病势沉重，死别的悲哀虽然一半还被未来的面纱遮盖着，但迟早总会到来，这种情况使得我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似乎越来越疏远了。每逢我一时单独在她身边待上一刻钟的工夫，我就拉着她的手，她则时而神情严肃地，时而微笑着注视着我，默默无言，或者至多也只不过要我给她拿个杯子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她还常常让我把她的小盒子和小宝贝给她拿到床上，她把这些东西都摆出来，等到感觉疲倦了，就让我再一件一件地收起来。这件事使我们俩心里简直可以说充满了一种默默无言的幸福，随后，我就离开了安娜，是怎样和为什么丢下她，让她一个人等待难堪的痛苦到来的，我自己也不明白。
现在春光明媚，百花盛开，但是，可怜的女孩子几乎不能、实际上也很少由人扶着来窗下观赏了。所以，我们就在她的白色的病床所在的起居室里摆满了一盆一盆的花，还在窗外搭了一个宽阔的架子，摆上较大的花盆，尽可能布置得像个小花园的样子。每逢风和日丽的下午，安娜病势较好，我们就打开窗子，让温暖的五月里的太阳照进来，玫瑰和夹竹桃花丛中闪耀着银灰色的湖光，安娜穿着病人的白衣服在那里躺着，这个房间里的情景就好像是在对死者举行静默的、悲哀的祭礼。
在这种时候，安娜有时非常精神，比较喜欢说话；我们就在她的床周围坐下来，从容不迫地谈论一些人和事，这种谈论时而轻松愉快，时而严肃，从而使安娜对于我们这个小天地里发生的事情都有所闻。有一天，我母亲到村里去了，话题转到我自己身上，小学教师和她女儿态度非常亲切，似乎都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所以我心里觉得十分得意，一直怀着舒畅的、感谢的心情，对他们异常坦率地谈下去。自从写那封信的事发生后，我对任何人都没谈过我和不幸的罗莫尔的关系，现在就利用这个机会讲这件事，说了一套激烈责备自己的话，表示对这件事和自己所抱的态度痛心疾首。小学教师却不大理解我的心情，因为他想宽慰我，说这件事问题还没有我所说的一半严重，不过，这件事处理失当的地方，应当使我想到，我们大家本来都是罪人，需要救世主的慈悲。这话我觉得很不入耳，对我来说，罪人这个词却永远是个又讨厌又可笑的词，慈悲这个词也是这样；我宁愿毫不慈悲地就此事对我自己进行斗争，完全从世俗的道德观点出发，而绝对不从宗教观点出发来批判自己。
安娜神态一直很安详，受了我所叙说的事件和我的表情的影响，情绪激动起来，突然一阵剧烈的痉挛和痛苦发作，使得我第一次目睹这个柔弱可怜的少女完全陷入她所遭受的无法解救的苦难中的样子。痛苦和恐惧的心情使大颗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白皙的面颊滚下来，极力抑制也抑制不住。她以全力和病魔搏斗，顿时不得不完全放弃矜持拘谨的姿态，只是不时从一个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痛苦的世界中，东张西望地匆匆看我一眼；在这同时，好像因为在我面前不由自主地露出异常痛苦的表情，心里有点难为情而局促不安的样子。我这方面，说老实话，站在这位圣洁的病恹恹的少女面前，自己身体这样健康强壮，心里所感到的狼狈不堪的程度，几乎和对她所怀的同情不相上下。我深信，最好让她待在她父亲的怀抱里，这样至少可以使她心里宽慰些，于是，我就茫然失措地、羞羞涩涩地、急忙离开那里，去接我母亲回来。
母亲和她的一个侄女前去护理病人，我那天就一直留在舅父家，自己责备自己太笨，不知道对安娜说句恰当的安慰话。不只是我对罗莫尔的不义之行，就连对这种不义之行的坦白忏悔，以及今天这种坦白忏悔所产生的后果，在我身上都投下了可憎的阴影，使我觉得陷入了一种阴郁的心情，不能自拔：觉得对于自己是否真正是个应该得到幸福的好人，产生了疑问，觉得自己的缺点与其说在于心地不好、性格不好，毋宁说在于脑筋不怎么好，随机应变的才能不怎么好，这种毛病比真正的罪行还更为不幸。我由于迫切需要对人倾诉衷肠而一直不能入睡，因为，没有效果的坦白忏悔和把心里的话永远隐秘不说一样，都使得心里不愉快的感觉更加强烈。过了半夜以后，我就起来，穿上衣服，悄悄地溜出家门，去找尤蒂特。我从许多人家的花园和篱笆之间穿过去，没有被人看见，但发现她家里黑黝黝的，没有一点儿光，门都锁着。我站在房子前面，一时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爬上花木攀架，提心吊胆地敲了敲窗子，因为我怕把这位又美丽又聪明的女性从神秘的夜幕中惊起。她一听就听出是我来了，立刻起来，穿上一件薄薄的衣服，然后让我从窗子爬进去。紧接着，她就点上蜡烛，把房间照亮，因为她想，我来的目的是大胆做出一些温存的表示。但是，我讲起我自己发生的事情来了，她感到十分惊奇；我先讲了一下今天我给病人的安静的房间里带来的粗暴的干扰，然后就把和罗莫尔之间的不幸事件的全部过程叙说了一遍。我描写了一下自己写的那封措辞巧妙的催还贷款的信和后来接到的他从巴黎寄来的那封信，我们从巴黎来信的内容大致可以知道罗莫尔的命运如何，但我们猜想收容他的地方并不是疯人院，根本是监狱，尤蒂特听我讲完了写信的事情以后，喊道：“这件事实在太可恶了！你这小子，难道说你就不觉得羞耻吗？”她一面怒气冲冲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面非常精细地描绘出她心里的设想：假如没有剥夺罗莫尔刚到巴黎居住时的生活费，他也许已经精神正常了，生存的欲望也许会、甚至一定会使他暂时聪明起来，说不定因此命运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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