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又有一笔储存在钱匣子里的钱等着使用。原来，三年多以前我离开家乡的第二天，母亲就改变了生活方式，想出了几乎完全不吃饭过活的方法。她发明了一种像黑汤[1]似的独特的菜，几年以来，天天晌午都在炉火上做这种菜，这炉火也几乎不烧什么燃料，一担柴能永久用下去。因为现在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吃饭，平日就不再铺桌布，不是为省事，而是为节省洗桌布的钱；把自己的小碗放在一张经常保持整洁的、朴素的草席上，一面把擦得发亮的、儿童用的羹匙浸入汤里，一面准时地祷告亲爱的上帝，为所有的人，尤其是为自己的儿子，乞求每日的食粮。只是礼拜天和节日，才把洁白的亚麻布做的台布铺在桌子上，上面摆上星期六晚上买来的一小块牛肉。母亲上街买肉，与其说由于需要——因为对她来说，于必要时，礼拜天都吃这种斯巴达式的汤，也感到满足——，毋宁说为了和社会有所接触，有机会每星期至少去老市场一次，见一见世面。
她挎着小篮子，安详而急切地先向肉摊走去。大主妇们和使女们挤在这里吵吵嚷嚷，厚颜无耻地让把自己的篮子装满，她明智、礼让地站在拥挤的人群后面，用批评的眼光观察妇女们的举动，特别对那些活泼轻佻的使女感到气愤，她们被一些嬉皮笑脸的卖肉的伙计迷惑住了，这些伙计在闹着玩哈哈大笑的时候，冷不防把大量的骨头和切碎的气管扔进秤盘里，她们也没有理会。伊丽莎白·雷夫人对这种情况看都看不下去。假如她是这样的使女们的女主人，她们就一定为在肉摊上恋爱受到严重的责罚，无论如何非得自己吃骗人的伙计们掺上的软骨和气管不可。但是，命运注定，树木不可长得顶破天，她也许是所有在场的主妇中最严厉的人，可是当时除了细心地、不厌其烦地挑选自己要买的一磅肉外，再也无权过问什么别的事。
她把肉放在篮子里，随即向水边的菜场走去，看到绿油油的蔬菜、五颜六色的果子，以及一切从园里和田里运来的东西，感到眼福不浅。从一筐一筐的蔬菜和果子前面走过去，接着，脚踏着摇摇晃晃的木板从一只船上走上另一只船，一面观赏着堆积如山的出产，这些出产物美价廉，看出国家繁荣、内政修明的程度，在这同时，脑海里浮现出少年时代自己娘家的一块一块的绿油油的田地和园子，当时她曾亲自动手在那里种植蔬菜和果子，长得都非常好，她能赠送给别人的，比现在这样不得不精打细算买来的要多十倍。假如现在她还得给人口众多的家庭购买大批蔬菜和果子的话，那还可以补偿种植付出的劳动；但是这种补偿她也得不到了，针对卖菜的人要发出许多尖锐的怨言后，才终于买下来，放进篮子里的几把菜豆、菠菜或者胡萝卜，以及经过力争，才给她搭上的一小捆欧芹或者细香葱，对她来说，只不过勉强算是过去时代的象征罢了。
她家里过去吃的是城市里的白面包，现在她也不吃了，每星期去买一次便宜的粗面包省着吃，最后，面包硬得像石头似的，但她却心满意足地啃这种面包，真正陶醉于自觉自愿的苦行中。
大约在这同时，母亲变得对谁话都很少，态度都不和蔼了，为了避免花钱，在社交方面很谨慎，不轻易参加；她不请任何人吃饭，就是请，菜也很少，怕多费钱，结果，假如不是由于加倍热心去做不用花钱、只凭双手劳动就能帮助人的事，抵消了使人得到的态度冷淡、厉行节约的印象，那她早已被人们看成吝啬的、没有情面的人了。
在她能用忠告和行动帮助人的场合，她总是不怕麻烦，热心起劲地帮助人，因为她自己的事很快就能做完，所以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为别人服务，凡是别人家不幸患病或者死了人，她都去帮忙，一会儿到这一家去，一会儿又到那一家去。
她走到哪儿，就把自己厉行节约的方法带到哪儿去，结果，生活比较富裕的人一面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她的不知疲倦的帮助，背地里却说，雷夫人太胆小，太慎重，什么事都不能或者不愿交给亲爱的上帝安排，这确实是一种罪过。恰恰相反，一切不理解的事，她当然交给天意安排，尤其是道德范围内的纠纷，因为她不陷入这种危险，所以这种纠纷和她没有多大关系。虽然这样，在吃饭问题上，她认为上帝还是主要的靠山；但她觉得，吃饭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毫不踌躇地决定，首先靠自力更生，结果，表面上看来，她似乎只信赖自己。
她以铁一般的忠诚态度坚持自己的生活作风，无论是喜悦的情绪，还是忧愁的情绪，无论是轻松愉快的场合，还是庄严肃穆的场合，都不能引诱她花一点不必要的钱。她一文钱一文钱地攒，把攒的钱如同放进顽固的守财奴的钱柜里一样，完全地保藏起来。她一直像守财奴似的坚持不懈地攒钱，但不是为饱眼福；因为从来不看，也决不数所攒的钱，至少决不数第二次，更不考虑用那些钱可以买什么东西来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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