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初，蒋凯石见编遣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便采取文的不行，咱就动武的办法，开始了武力统一的历程。这第一刀的对象就是与之有新仇旧恨的桂系。
蒋凯石第一次下野就是由于桂系逼迫。复职以后，因为主要敌人是北方的奉系，只好暂时隐忍。在第二次北伐过程中，桂系又乘机大肆扩充实力。
同时，拥有十万大军的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虽非桂系成员，但与其关系密切。桂系势力由华南、华中、华北贯穿全国，是为其鼎盛时期。而且其势力范围对蒋凯石直接控制的东南各省正形成战略包围，蒋凯石岂能睡得好觉？
蒋凯石首先找唐生智对付白崇禧。一面停发白崇禧部军费，一面给唐生智巨款以策动旧部归其掌握。唐生智随即到天津联络李品仙等旧部，准备扣押白崇禧。白崇禧感觉到危机，于3月17日秘密转道大连，经日本回广西。
3月20日，李品仙等发表反对白崇禧的通电，同日，唐生智由天津到达唐山，原手下军官各复原职，又以重金犒赏全军。3月21日，唐生智在北平顺承王府就任蒋凯石任命的第五路军总指挥，李品仙为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
1929年3月20日，蒋凯石接到报告，确知解决桂系已有确切把握，于是就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对付桂系的意见。蒋凯石下令，对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撤职查办。27日，蒋凯石发表“为讨伐李宗仁等布告将士”的文告。
李宗仁在上海得知李济深被囚，估计战祸无可避免，遂秘密离沪经香港回广西。随即掌握广东军政实权的省主席陈铭枢与第四军军长陈济棠向蒋凯石妥协。在3月30日发出通电，表明粤省军队服从南京政府领导，至此“蒋桂战争”爆发。
张发奎自从在广州事变失败后，便在香港、上海等地闲居了一年多，这是他从军以来第一次离开部队，心里总有些失重之感。他的老搭档黄琪翔这时也离开了四军，和邓演达一起参与组建第三党的活动，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北伐胜利后，张发奎苦于军阀连年混战，百姓遭殃，对于蒋提出的裁军意见非常赞同。他鼓励第四军的老部下缪培南和薛岳率先通电支持，要求裁撤自己的第四军。
这种举动，在各军事实力派纷纷抵制的状况下，是很抢眼的。1928年9月中旬，第四军果然被率先实行了，缩编为第四师，缪培南任师长。薛岳反而没被重用，只好怅然离去，闲居香港九龙。不久后接到李天一的邀请，又毅然北上，投奔了第十一路军。
1929年春，张发奎在上海，预料蒋桂难免一战，于是顿时萌生东山再起之心。4月7日，正在用人之际的蒋凯石重新启用张发奎，任命他为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并拨其嫡系部队朱绍良、陈继承两师归张发奎指挥。
这时的桂系主力因内部腐化，矛盾重重，以致毫无战斗力。驻防武汉的李朝芳部听到张发奎部西进的消息后，不战而逃。张发奎率领第四师不经战斗便入武汉，又在荆州一带，一枪不发，收缴了桂军的一部分武器。
如此轻松解决桂军，使张发奎始料不及，他更没想到曾在北伐威震一时的“钢军”竟如此不堪一击，仅仅坚持了几个月便被蒋J石打得晕头转向。6月27日，李宗仁、白崇禧等相偕逃往香港，蒋桂战争便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
张发奎在解决桂军后，兼任鄂西绥靖主任在荆州积极整军集训，渐渐恢复“铁军”的军威，这让在南京的蒋凯石有些惴惴不安。他深知已牢牢掌握军权的张发奎雄心勃勃又剽悍善战，特别是他是忠于汪精卫的，不得不防。于是，他给朱绍良、陈继承下了一道密令，伺机解决张发奎的第四师。
朱绍良、陈继承得令后，打算以庆祝张发奎部胜利之名，摆一个鸿门宴，便宴请第四师少校以上官长，准备在酒席上，一举解除武装。殊不知张发奎已有戒备，命令不参加会餐的部队随时准备紧急集合以防意外。同时，在会场附近增加警卫巡查。朱、陈二人得知张发奎有戒备后，再不敢贸然动手。
张发奎知道，蒋凯石对自己一直不信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于是，他召集少将以上的将领征求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反蒋。张发奎当机立断地，宣布起义，并制定了杀回两广的计划。
第四师官兵绝大部分是两广人，听说要渡江回乡都很高兴，只3天时间就全部渡过长江。随后一路转战，于11月进入广西境内。在广州，陈济棠听说张发奎要回来，知道其来者不善，一面把他的总指挥部移设梧州，一面将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三师急调入桂，防堵张发奎。
1929年9月27日，一项亲近红党的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通电反蒋，并声明欢迎张发奎部来桂。10月1日，俞、李还在南宁召开反蒋誓师大会。
10月2日蒋凯石下令免去俞作柏、李明瑞各职，又委李明瑞的嫡系将领为独立第五师师长。这一招分化瓦解顿时让俞作柏众叛亲离，李明瑞最后所能控制的兵力，仅张文鸿、许辉生两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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