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裕禄连夜写上奏朝廷西沽大捷文书的时候,在天津租界,联军正在召开军事会议,主持人是俄国中将阿列克谢耶夫。
会议的气氛很压抑,因为他们确知了西沽战事。逃出蒙山军伏击圈的联军官兵陆续逃回了天津租界,带回了这个令他们震惊失色的消息。
逃回来的英军上校鲁迪和德军少校博尔克都参加了这次气氛极其压抑的军事会议。对于西摩尔的被俘,博尔克不清楚,鲁迪也是猜测,应当列为失踪才严谨。在座的人,包括英国领事在内,更希望西摩尔中将已经战死,而不是被俘。
近二千人的联军,一下子就被清军消灭了?关于西沽战斗的过程,因为有幸存联军士兵描述,大致是清楚了。唯一被夸大的,是参战清军的人数,对于战败者夸大对手力量的“通例”,西洋人也未能幸免。
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股不同于联军已经交过手的武装,不是聂士成部,更不是马玉昆部,当然,也不可能是董福祥部。因为对手控制了战场,他们手里没有一个俘虏。对于对手来自何方,联军高层只能是推测。
联军猜测到了山东的武卫右军,因为那支武装距离京师最近。所以,会议前,德国领事与英国领事分别给胶澳及威海发去了电报,询问山东武卫右军是否已经出动?之前,确认山东方面支持“东南互保”,现在看来。卑鄙的中国人根本就是两面三刀。
联军因西沽的失败推测到另一个悲惨的事实,那就是北京的使馆完了。清廷手里有如此强悍的武装。使馆哪里能够幸存?加上与会国的外交人员正在盘算如何向国内解释现在已经确认的损失,使得会议的气氛极为压抑。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瞧瞧桌子,“先生们,西沽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只有上帝能够保佑西摩尔将军以及他可怜的部下。而北京的情况更是遥不可及。现在我们要商议的,是如何扭转天津租界的危局。”
俄国中将的话引发了与会者的共鸣。的确,不打开天津局势,援救北京,救出西摩尔。都是些不切实际的空话。
于是话题回到了眼前的局势上。
租界的形势并未好转,即使在之前与清军的战斗中占了便宜,该攻的攻下来了,该守的也守住了。但仍处于三面包围中,只有南面还敞着口子。清军架设在跑马场、运河桥等地的大炮连续不断地轰击着租界,狭小的租界哪里能经得住大炮的不断轰击?联军官兵,特别是中下级官兵。强烈要求采取进攻手段打破封锁,至少要清除那些大炮。
这时却带来了西摩尔将军战败被俘的消息,更让对局势忧心忡忡的联军高层慌了神。立即召开会议商议对策,因为阿列克谢耶夫的军衔最高,所以公推他做了会议主持人。
前日拼死反击聂士成部负伤而赢得联军尊敬的英军少校布鲁斯打破了沉默,“必须进攻。朝西进攻,扫清那些大炮。然后派遣一支部队,”布鲁斯鄙夷地看看坐在角落里的同胞鲁迪上校,“派遣一支部队营救西摩尔将军及落入敌手的联军官兵!我愿意再次充当前锋!”
很多人在点头。不是赞同布鲁斯少校的全部建言,只是赞同前半部分。进攻,打破封锁已是求生的唯一法子了。至于救回西摩尔?上帝啊。既然落在野蛮的中国人手里,怕是有死无生了。
“既然大家不说话,我说几句,”主持会议的俄国中将站起来,“西摩尔将军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大家必须团结起来,彻底击败中国人,不然,我们或许要步西摩尔将军的后尘了。打破封锁是第一步,不过,不打下天津,彻底解除我们身后的威胁,联军无力向北进攻。这是最起码的军事常识。”他走到当地中间,“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擒贼先擒王’,围困租界的清国部队中,最有战斗力的就是聂士成部!我们就拿他开刀!”
经过乱哄哄的讨论,联军统一了认识,将进攻时间定于8号凌晨。
唐绍仪带着裕禄的命令,带着于乾祝于7日上午离开了天津城,聂士成派了二十名骑兵护送他返回西沽。
唐绍仪昨晚一夜没睡,骑在马上摇椅晃的,脑子里一团乱麻,撕扯不清。
对于他的使命,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山东军在津门战场上出了大彩。就看昨晚陪他吃饭休息的前军官佐们就知道了,他们非常震惊山东军强悍的战斗力。
这个大功,首先要记在袁世凯名下。至于以后蒙山军的行动,某种意义上已经跟袁世凯没有关系了。他们打不打,如何打,朝廷都不会再找袁世凯。除非蒙山军造反。
蒙山军不会造反。这点唐绍仪坚信。他们要造反,何必跑到天津与洋人死磕呢?如果之前对与蒙山军宣传教育士兵的那一套有所怀疑,现在,唐绍仪已经确信龙谦真的是那样想,那样做的。
那就是,为了这个苦难的国家,苦难的民族。
只有离开祖国,踏上异乡的土地,才能真正理解国家和民族的含义。唐绍仪以幼童出洋,在国外生活了多年,学成归国,对于民族,国家的理解,实实在在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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