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的近代中国充斥了各种战争，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战乱和兵燹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与频繁的自然灾害也是使工人生存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若是没有这些战乱，工人的日子或许不能算得上小康，但是多数比起农民来还是能温饱有余的。战乱不仅带来直接的血腥和杀戮，抢、占、扰对工人的生活影响也十分巨大。总之，连年战乱，生活困苦，人民不堪兵燹匪累，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推入苦难的深渊，以工资收入为主的工人面临的困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旧中国各行业工人生活情形不一，但是民国经济基础薄弱，各地的工厂经常停业停产，失业成为当时一大问题。失业工人一旦断了经济收入，生存就变得困难，如果还遇上灾荒，那就苦不堪言了。虽然民国中国有比较先进的劳动立法，但是一纸空文是不可能保障工人的利益的。时人评说：“一遇灾情发生，无不迁徙流离，啼饥号寒，哀鸿嗷嗷，厥状至惨，虽不乏热心慈善之士，办理急赈，实施救治，然事属治标，难于久恃。”由于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和救济体系，更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赈济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自然灾害最直接的后果是粮食歉收和饥荒，饿殍遍野导致瘟疫流行。共和五年，四川发生大旱灾，粮食歉收，致使粮价飞涨，重庆街头接连发生“路毙”，每天“路毙”街头的工人占了十之八九，大多数是苦力工人，由于灾荒，米价上涨，许多工人哪怕生点小病，因为无钱医治就只能等死了。
不过这次省港大罢工却并非因为这些问题，说起来这事情还是谢持邹鲁这两个革命党的宝货惹下的乱子。当革命党*退守广东之后，财源枯竭的他们更加无力阻止军队翻盘，甚至连程德全、程符、陈炯明的三路革命军都难以提供全额军饷。邹鲁等人在广州和十三行的旧人搞的华工输出法国的跨国劳务，本来是打算卖猪仔挣点法郎，没想到却被北方佬们在报纸上宣传为贩卖人口，吓得邹鲁谢持等人立马关张不说，还跑到了香港去避风头。
在香港这二位还没消停，躲了两个月，就又出来重操旧业，在港英政府那里注册了个发达劳务公司，继续贩卖华工到法国去当劳工，而且这次和香港的洪门败类勾结，干脆从广东各地诱拐绑架劳工去香港，然后集中送往法国。港英当局对于这种为协约国送人的买卖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操持了大半年，虽然革命党那里落下了三瓜俩枣的，但是这二位可算是发了血汗财。
听说广州一家纺织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在家，邹鲁的手下就故技重施，在厂子的工人棚户区设立了招工点，说香港有家纺织工厂扩建，招收熟练工，其实是打算诱骗人去香港，然后到了那边自然有帮会出面控制他们这些工人，然后往大船上一装，等着算人头收钱就行了，至于这些工人的死活，就各安天命了。
不过善恶到头终有报，恰好一位半年前被他们骗上船的工人在法国逃了出来，还跟着远征军第二批部队的船返回国内，刚刚回到广州就见到了以前拐骗他的那帮烂仔，这位潮州人二话不说，招呼一帮老乡就把烂仔们给围死了，一顿板砖杠头，然后拿到了广州的警察局去报案。
不过此时广州政府还是革命党的天下，邹鲁等人在香港的发达公司也没少给他们这些革命党上贡，当然不能跟穷工人们一个鼻孔出气，于是这帮人前脚进了警察局，后脚就被放出来了。当年被拐骗的那位潮州人也学精明了，他把人送进警局，却带人在后门蹲守，结果候个正着，这下子潮州工人中的帮会也不干了，革命党明摆着欺负潮州人嘛。
结果这场因为潮州工人引起的骚乱干脆就变成工人对革命党政府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而被革命党盘剥的商户也跟着起哄，闹出个罢*市来。本来这事情说大不大，如果革命党政府能下决心推出几个替罪羊，也未必会激化矛盾。但是这时候的革命党只有广东一省，政府里亲朋故旧的关系盘根错节，动了谁也伤感情，所以胡传儒的政府就对工人和商人进行了驱散。
本来事情到此应该就告一个段落了，没想到工人商人们可不是以前那些唯唯诺诺予取予求的羔羊了，在北方自治政府区域大都推行了重工商，重民权的政策，不仅对民族工商业都进行扶持，而且还颁行了不少诸如《最低薪酬保障制度》、《就业促进法》、《雇主雇员权利义务法》等的现代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法案，还有慈济会的大力救助，基本上很少有自治政府区域内的工人因为失业或者疾病而导致全家流落街头甚至冻饿而死的悲剧发生。广东本来是民族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没想到山东、江苏、浙江都已经远远超过不说，甚至连刚刚被纳入自治区域的湖南、江西（中北部）现在也是一派繁荣景象，广东商人对革命党的感官可想而知。广州商会在有心人的点拨下，组织了一个广州工商罢工请愿委员会的组织，不仅被驱散的罢工工人又重新聚集起来，而且还蔓延向另外一个工商业重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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