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章 ——教父与义子
顺治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宣武门内，未英胡同，南堂。
大清太常寺卿、钦天监监正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衔并赐二品顶带、号“通玄教师”的汤若望，此时却带着一脸昨夜的倦容，披着一身耶稣会会服，少有的变身为一名真正的、纯粹的司铎【教士】。
“万能的主啊，明天就是我主降世第1655年的10月10日了，也是奴仆礼拜天主之日【星期天、礼拜日】。但奴仆为了传颂福音于大清帝国，只能日夜殚精竭虑处理政务，也不敢因忙于教务而延宕政务。奴仆有罪啊！今天我在您的面前做一祷告，祈求您的原谅吧……阿门！”
汤若望手持十字架，虔诚的跪在圣像面前，念念有词。
自从1617年在罗马“晋铎[1]”之后，汤若望就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神甫。也是在“为天主终生服务”的强烈愿望下，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一员，被罗马教廷派往万里之外的中国传教。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却让他之前的所有耶稣会教士、以及他自己倍感煎熬——若要原封不动传送教义，必然被中国的士大夫和民众所远离，若要顺应形势，却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科学、艺术才能，在朝廷政务上有所作为。如此一来，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兼得，总要有一方面会受到各种牵绊。
而“先行者”利玛窦的因势利导，为成立较晚的“新型修会”耶稣会[2]开创了一条“服务执政阶级、寻找政治庇护以求传播教义”的“康庄大道”。经过多年努力, 现如今耶稣会在中国各省建有传教士住院已达到三十多所, 来华教士已经有70多人，教徒人数多大近二十万[3]！而几乎同时、甚至更早可以追溯到元代就来到中国的方济各会[4]，现在却仅有教室住院五所，教堂六座。更晚的多明我会[5], 这个数目也仅仅是区区的“二和一”！故而, 耶稣会和“同宗”的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由于路线不同，终于渐行渐远、心生龃龉。
“同宗不同派”的天主教修会之间的争斗, 在利玛窦入华不久就展开了。1601年利玛窦抵达北京后, 一度自喻为“西僧”，但他旋即发现中国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国人接受天主教, 必须从士大夫阶层着手, 他于是改称为“西儒”，研习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饰, 向中国人介绍记忆术、地图、天文等西方技术，以此表明他们并非“西夷”。然而，中国的祖先崇拜近乎天主教徒有关拜偶像的描述，如何处理祖先崇拜成为天主教入华的关键。利玛窦决定指祖先崇拜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又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并指“上帝”概念早已在存在中国上古文献。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为耶稣会传教士奉行，称为“利玛窦规矩”。
1610年, 利玛窦去世，死前指定意大利人“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龙华民成为引发天主教“华化”争论的第一人。他对利玛窦的思想和传教方法有不同看法，但在利玛窦死后才提出。当他接任中国耶稣会总会长后，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灵魂”等词, 一律采用译音，并认为：天是指苍苍之天, 而“上帝”并不是代表造物主，主张把“主神”（Deus）译为“陡斯”。
耶稣会教士虽然对两派主张意见分歧, 但为避免纷争闹大，耶稣会决定焚毁五十多篇反对利玛窦的作品, 统一该会立场，这次纠纷亦只成为会内事务，但到了1628年, 在华传教士亦曾在江苏嘉定举行会议, 讨论敬祖及Deus的译名问题。与会者意见很不一致，但最终认为敬孔祭祖问题应沿用“利玛窦规矩”；对于译名, 则主张采用龙华民一派的音译。
直至多明我会介入，天主教礼仪“华化”之争才正式升级。多明我会在华传教事业，起步较耶稣会略迟。当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朝廷及士大夫阶层享有声望时，1631年1月，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甫才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甫向教廷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十七问”，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终引起罗马教廷介入。
顺治二年（1645年）9月12日，罗马教廷经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但到了1651年，耶稣会教士卫匡国在汤若望的支持下返回欧洲,到罗马向教皇申辩。而汤若望在自己多年从政经历中清楚意识到——“利玛窦规矩”是天主教在当下中国扎根生存的必由之路！
汤若望入华以来，几乎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处理大清政务上，自己虽然领着这片教区事务，却实在是难有过多精力顾及，就连每个礼拜日的弥撒，他也能简化就简化，一来是逃避可能的朝廷非议，二来也的确是精力有限。
尽管如此，如何传颂教义却是一位耶稣会司铎的终极关怀，在这一点上，汤若望从未有过一丝一刻的懈怠。例如今日，虽然不能大张旗鼓在“正日子”做弥撒，可依然在御前会议之后只睡了几个钟头，就爬起来穿戴整齐，提前做了一个只有自己和仆从参加的“礼拜日弥撒”。这是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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