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一次偶然购买，竟然是一个小漏？
这顿时激起杜老的兴致，将磨喝乐放在茶几上，右手拉着李承，兴致高昂，“李老板的眼光真好，走，帮我看看我的藏品！”
他的收藏室就在小厅隔出来的房间，一排L形木架，上面摆着各色杂件，另一侧放着一张小床，还有一张学生写字桌，应该是孙子的卧室。
李承眉心微皱，提醒道，“杜老，收藏室最好不要住人，尤其是孩子，容易夜惊。”
“夜惊？哎呀，你这老头子，早就跟你说别玩这些古古碎碎的你不听，阿冰这么瘦，就是晚上睡不好闹的……”搭话的是杜大妈，她担心老头子的胳膊，跟着进来，一听李承的话，立刻急了，看来他家孙子还真有夜惊的毛病。
放古董的屋子，最好不要有人在里面睡觉，个中缘由是什么李承也不清楚，可能与磁场有关吧。毕竟传承几百年的老东西，它们自身磁场已经被所在地磁场同化，放在一个新地方，必定会引起磁场紊乱，从而影响健康（猜测的）。
杜老被老伴说得烦躁，挥挥手，“行了行了，这次全处理，不玩了行吧。”
他又回头对李承笑笑，“李老板，我的东西全在这里，你能上眼的全带走，看不上眼的还烦请你帮我指出来，过几天让他们全给处理了。”
李承点点头，抬眼扫一遍，L形多宝阁上，零零碎碎放着三四十件东西，绝大多数都是杂件，譬如书房用品、陶瓷件、手把件，还有几件石瓢紫砂。
随手拿起书架上唯一的“大家伙”——双鱼青花莲纹大罐。
一入手，李承便没兴趣，又将它放上去，甚至都没看。
“哎！”杜老能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重重的叹了口气。
李承回头看看，杜大妈瞪了自家老头子一眼，解释道，“这件大罐，他一朋友的，说是什么明代青花，被人骗了十多万，一点家底子都赔的底掉。他还不死心，抱着大罐专程跑博物馆的人问了，人家说就一仿的。”
“什么叫不死心？我这不是为搞清楚嘛。”杜老不乐意听，梗着脖子回道。
“确实是现代仿制的。”李承已经看出，杜老就是一古董爱好者，连入门都算不上，这种人最容易受骗上当。
他又将大罐取下来，对着灯光照内壁，示意给杜老看，“说什么釉色、岁月痕，那都需要经验积累。其实这件大罐挺好辨认的，您看。”
“丝国古代瓷器，多数采用手工拉坯或脱坯成型工艺，在瓶、罐等器物内壁往往会留下明显的指纹和旋纹，不施釉，且为沙胎，较粗糙。您仔细摸摸这件东西的内里，明显是采用现代注浆成型工艺生产的，过于平滑。”
杜老看了一眼，心灰意冷的摆摆手，扭头对自家老婆子说道，“送你一个十万的腌菜坛子，这回没话说了吧。”
李承噗嗤一笑，这老爷子，挺有意思的。
事实证明，杜老确实不适合玩收藏，那件宋代磨喝乐，真是他撞大运撞上的。
多宝阁上一共四十三件各色杂物，其中就有二十一件是当代仿制，或者说工艺品简单做旧处理，一点收藏价值都没有，可以当工艺品处理。
另有十四件是三四十年代的老仿，其中包括那几把紫砂茶壶——竟然一把都不真！当然，这些老仿还是有些价值的，李承指出赝品特征后，顺带着帮他标好价以便处理。
剩余八件中，还有三件是醴陵窑口出产的小型书房用瓷：笔洗、笔架山、墨盒。
保存最好、最有价值的是一件清代光绪三十四年出产的釉下五彩牡丹纹笔洗。
醴陵窑口号称传承两千年，事实上他们一直作为民窑存在，史书上岌岌无名，这一情况直到清代末年才得以改观。
醴陵瓷器能扬名立万，得感谢一人——襄南实业家、正治家熊希龄。
光绪三十年（1904年），熊希龄（后担任北洋总理）醴陵举人文俊铎，本着实业救国的思想赴和国考察，回来之后，两人联名上书张之洞，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等主张，得到了张之洞的大力支持。
当年，襄南官立瓷业学堂在醴陵正式开办，次年，襄南瓷业制造公司在醴陵成立，熊希龄任公司总经理，文俊铎任学堂监督。公司聘请和国技师和景德镇技术工人，引进当时和国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开启醴陵由粗瓷生产到细瓷开发的新纪元。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襄南瓷业学堂研制出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等多种釉下颜料。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襄南瓷业制造公司开始采用“三烧制”方法，烧制第一炉窑器，也就是令醴陵窑口名动一时的“釉下五彩”瓷，出世！
釉下五彩瓷器瓷质细腻，画工精美，清新雅丽，别具一格，釉层下五彩缤纷，呈现出栩栩如生的画面，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浦一出世，就获得业内赞许。
熊希龄和文俊铎雄心勃勃，想要通过张之洞的关系，将醴陵窑新瓷上呈给光绪皇帝，以期拿到“官窑”身份，于是又精工细作烧制出第一窑“光绪戊申年制”款瓷器（俗称贡款），一共三百四十六件。
襄南瓷业制造公司先行安排人将这批瓷器送往京师，又担心品类不足，遂即又烧制第二窑“光绪戊申年制”釉下五彩瓷，一共五百四十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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