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略轰炸机领域，中美的发展方式就截然不同了。
因为掌握着技术上的优势，甚至可以说，美国在轰炸机领域的技术优势更加明显，领先程度在十年左右，所以美国在发展新式轰炸机的时候，更注重技术优势，而且也已保持技术优势为主要目的。
对中国空军来说，轰炸机暂时还是“奢侈品”。
要知道，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参与的几场战争，都在本土附近，战术航空兵就能胜任绝大部分作战任务。即便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期间，轰炸机承担了很多任务，后来也随着舰队夺取了制海权，让位于舰载航空兵。受此影响，中国空军一直没有在轰炸机上投入太多的资金。
当然，在重点发展战斗机的时候，中国空军也没有足够多的资金来研制轰炸机。
只是，到了二零四五年，这一情况发生了转变。
在世界大战的威胁下，中国空军除了需要一支足够强大的战术航空兵，还需要一支有足够威胁力的战略航空兵。
此外，第二次印度洋战争也给了中国空军很大的启发。
在执行战略打击任务的时候，轰炸机的作战效率比战斗机高得多，如果有足够多的轰炸机，就能降低战术航空兵的作战强度，从而减少战斗机的采购数量，减轻空军的负担，同时提高空军的打击能力。
为此，中国空军对新一代战略轰炸机的要求很简单：在达到基本技术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降低采购与装备成本，即必须是一种能够大批量采购，而且空军负担得起的战略轰炸机。
问题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要想降低采购与装备成本，就不能有太高的技术要求，不然就得采购大量先进设备，抬高采购价格与维护费用。
正是如此，空军对新一代战略轰炸机的技术要求并不高。
按照空军在二零四五年底发出的招标意向书，新一代战略轰炸机不要求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最大突防速度只需要达到两马赫，最大飞行高度在一万八千米以上，具备最先进的隐身技术，最大载弹量在三十吨左右，最大载弹时的作战半径不低于四千公里，最大作战半径不低于七千五百公里。
以二十一世纪四零年代的技术水准，这些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当然，除此之外，空军对采购价格与维护成本提出了极为严厉的要求，即采购价格不得超过H-30的三分之二，保养维护成本得在H-30的基础上降低一半，地勤设备与H-30的通用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六十。
把这一点算进去的话，空军的要求就不算低了。
当时，总共有三家集团参与竞标，其中最有经验的是西飞集团与南飞集团，因为这两家国营企业是H-30与H-20的设计单位，还是两种轰炸机的主承包商与子承包商，而第三个竞争者是龙飞集团、振翔集团与华空集团联合组建的“中国飞机制造有限公司”，该公司也参与了“J4”项目的竞争。
与“J4”项目一样，空军也要求三家企业提交详细的设计方案。
不同的是，最终三家企业都进入了工程实施阶段，即制造原形机，参加由空军组织的对比试飞。
到二零四九年底，空军公布了对比试飞结果。
让外界大跌眼镜的是，空军放弃了西飞集团与南飞集团，选择与中飞集团签署了工程制造合同。
当时，空军只提出了一个理由：中飞集团的成本控制做得最为出色。
中飞集团的设计方案也是飞翼升力体结构，即整架飞机就是一副巨大的机翼，发动机等所有设备都安放在飞翼中。这种设计方案的最大特点是隐身性能突出，而且巡航飞行时的升阻比最优，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航程，并且灵活部署弹舱，提高了任务弹性。缺点也同样突出，即最大飞行速度只勉强达到了空军提出的要求，即便使用推力更大的发动机，提升幅度也非常有限。
当然，关键还是成本。
中飞提出的合同标准极有吸引力，即采购单价为二十四亿元，仅相当于H-30的百分之六十，装备二十五年的维护成本为十八亿元，仅为H-30的百分之四十。虽然地勤设备的通用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但是中飞同意回购H-30的部分地勤设备，即空军仍然只需要按照更换四成地勤设备的标准支付费用。
对空军来说，这绝对是挡不住的诱惑。
要知道，中飞方案要比西飞与南飞方案便宜百分之四十以上！
按照这个标准，在采购与装备费用相当的情况下，空军可以多采购六成，机群的总体打击能力能够提高四成以上。
当然，如果扩大采购规模，采购价格还能进一步降低。
在世界大战中，这肯定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要因素。
要知道，在世界大战中，没有一架轰炸机能够达到设计寿命，而采购价格低廉的轰炸机才具有大规模装备的基础。
后来证明，空军的这个选择没有错。
这种后来被赋予H-40编号的新式轰炸机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生产了四百架，在中国完成了战争动员，并且授权其他飞机制造厂参与生产之后，H-40的月产量达到了惊人的八百架。要知道，即便在同等的情况下，H-30的月产量也很难突破两百架，而美国同期发展的新式轰炸机在战争期间的月产量只有三百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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